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by Bauman, Z.
《现代性与大屠杀》 [英国] 鲍曼 （杨渝东 史建华 译）
几年前，《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一些遭遇过绑架的受害者。他发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是那些一同经历过人质磨难的夫妇有高得出奇的离婚率。出于好奇，他进一步研究了那些离异者做出分手决定的原因。大多数的采访人告诉他，在绑架发生之前他们从未想过离婚。但是，在恐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他们的眼睛被擦亮了”，“他们在一束新的光亮中看见了他们的伴侣”。平常是好丈夫“被证明是”自私的人，只顾自己的死活；大胆的生意人表现出令人厌恶的怯懦；而足智多谋的“男子汉”形如土灰，只有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而哀戚。这个记者自问：这些两面神明显拥有的两面化身中，哪一面是真实的，哪一面又是伪装？他的结论是自己的问题提错了。哪一面也不比另一面“更真实”。这两面都是受害者所一直具有的品性——它们只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环境下显露而已。“好的”一面之所以看起来正常只是因为正常环境使它覆盖于另一面之上。而另一面尽管通常看不见，却总是存在。而这个发现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如果不是绑架者的冒险，这“另一面”将可能永远隐藏下去。那些伴侣们将继续沉浸在他们婚姻的幸福之中，自以为了解他们的配偶，并喜欢他们所了解的配偶，而不知道一些不期而至或者异常的情况可能揭示的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品质。
我们上面从特克的研究中引述的段落的结尾是这样的：“要不是大屠杀，大多数救助者将继续行进于他们的独立道路之上，一些人从事慈善工作，一些人过着简单而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们是潜在的英雄，常常无法把他们与身旁的人区分开来。”她的研究中一个得到最有力（也是最令人信服的）论证的结论就是，不可能“提前看出”个人为牺牲而做出准备或者个人在灾难面前会表现出懦弱的迹象、征兆或者暗示；也就是说，不可能在要求他们振作起来或者仅仅是“使他们醒悟”的情境之外来判断他们其后的表现。
表面上，统治世界所需要和利用的技术似乎与确保“最终解决”达到效果所需要和利用的技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然而，费恩戈尔德直面真相：
[奥斯威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厂。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的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
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并非人们所熟悉的意思，也不是早就被充分描述、解释和接纳的一大类现象中的又一个标本（恰恰相反，大屠杀的经验是崭新而陌生的）；“正常”所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内在的世界观等等——“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
R.L.鲁本斯坦得出结论：
死亡集中营的世界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揭示出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与日俱增的阴暗面。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如果“大屠杀能在其他地方大规模发生，那么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它包含于人类可能性的范围之中，而不管你喜欢与否，奥斯威辛像人类登上月球一样扩展了全人类的意识领域”。鉴于这样的事实，即让奥斯威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件没有一个真正消失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消除产生类似于奥斯威辛这种浩劫的可能性和因果律，我们的忧虑是难以平静的；比如L.库佩尔近来还发现：“主权领土国家会以其主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宣称有权利对在其统治下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或者有权利参与到种族灭绝的残害之中……而联合国从所有的现实目的考虑，竟对这个权利加以保护。”
专家们众口一词地要我们相信人类的问题是错误政策的结果，而一旦政策正确了就可以消灭这种问题。屹立在这种结合之后的是现代“园艺”国家观，将它所统治的社会看做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像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像。“纳粹分子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只要考虑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得大屠杀在标记着人类物种之历史进程的众多集体屠杀中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现象就可以了。《种族灭绝》：
行政部门将它稳妥稳妥的计划和官僚体系的彻底性融入了其他的等级体系中。从军队中，毁灭机器获得了其军事上的精确、纪律和冷酷。工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会计、节约、废物利用以及屠杀中心等类似于工厂的效率。最后，纳粹党为整个机器配置了一种“理想主义”、一种“使命”感和正在创造历史的观念……
实际上有组织的社会的角色很特殊。尽管极大程度地被卷入到了集体屠杀之中，这个官僚机器之庞然大物仍然注重正确的官僚程序、精确定义中的细微之处、官僚约束的细枝末节和对法律的遵从。
我确实认为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无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那些规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在它们作用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摒弃。进一步说，我认为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一种园艺形态，将植物划分成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我还以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增长与现代官僚体系将无数道德个体追逐任何一种结果（包括不道德结果在内）的行为协调一致的能力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偶然的关系。
凯尔曼认为，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moral inhibitions)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单独出现还是放到一起都会起作用：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暴行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
尽管文明化进程的其他社会学现象也触手可及，但最普遍（也被广泛认可）的还是这样一种观点：它的两个核心是对非理性以及本质上反社会的驱力的压制，和从社会生活中逐渐且毫不留情地消除暴力（更确切地说：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将暴力集中，在国家当中暴力就被用来守护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状况）。将两个中心点糅合成一点的就是文明社会观——至少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的和现代的形式——首要的是把文明社会看作一种道德力量，看做一种在施加规范性秩序和法制当中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制度体系，而秩序和法制维护了社会和平与个人安全的状况，在前文明化的环境中它们受到的保护是很糟糕的。
与其他长时间的群际敌对事件相比，反犹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包括反犹主义观念与实践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在同等基础上两个相互遭遇的地域性对抗群体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它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主人”的群体与生活在它之中并保持了独立认同的较小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保持了独立的认同——作为一个弱小得多的伙伴——这个小群体是明显的敌对成员，是与作为本地人的“我们”相分离的“他们”。这样，反犹主义的对象通常所处的地位是在语义上让人迷惑、在心理上使人焦灼的“内部的外人”（foreigners inside）的地位，因此僭越了一条本应刻画清楚并保持完好、使之不受破坏的非常重要的界线；而反犹主义的强度极有可能与划分界线和定义界线的驱力的迫切与猛烈程度成正比。于是，反犹主义常常就成为它所激发的维持界线冲动、情感紧张和实践关切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与其他事物相比，现代性意味着观念将扮演新的角色——这是因为国家为了自己的功效而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动员，因为它朝向一致性的显著趋势（在纯洁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它“文明化”的使命和革新信仰的利刃，也因为它试图使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阶级和地区与政治体中生产观念的中心地带产生紧密的精神联系。所有这些新发展带来的一个总的结果就是阶级间的交流在范围和强度上都有了显著提高；除了它传统的那些方面，阶级统治还采取新的形式，如精神引导，以及提供和传播文化的理想和政治忠诚的程式。这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使犹太人原本被分隔的各种形象相互遭遇和碰撞了。以前它们不惹人注意的互不相容性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和挑战。正如高速现代化社会中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得不被“合理化”。这个矛盾必须得到解决；要么认为承袭下来的形象完全不协调提出可接受的新的根据。
种族主义正是在实施的性质、功能和操作模式方面鲜明地不同于异类恐惧症——这是指当人们遭遇到他们境遇中“人的因素”，例如他们无法充分理解、无法与之很轻松地交流以及无法以一种常规、熟悉的方式行动时，就会正常地体验到的强烈的（并且是感情的而非实践性的）不舒适、不自在或焦虑。而异类恐惧症似乎就是当一个人无法控制局势，因而也就无法影响局势局势的发展和预计其行为后果时，产生的范围更广的焦虑的集中表现。异类恐惧症看起来似乎是这种焦虑现实或者非现实的具体体现——但悬而未决的焦虑很可能始终都要找到一个停驻之所，异类恐惧症在任何时候也都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现象，而在现代性时期就更加普遍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失去控制”（no control）的经验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对这些“失去控制”用一个外来群体所引起的强制性干涉来解释也更能说得过去。
如果这样描述的话，异类恐惧症与竞争者敌意（contestant enmity）也应当在分析上加以区分，竞争者敌意是指由人类追求认同和划分界线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一种更加具体的对抗。在竞争者敌意当中，反感和憎恨的情绪看起来更像是隔离活动的情感附属物；隔离活动本身则需要一次行动、一次努力、一场持久的活动。然而，在异类恐惧症中，外来者不仅仅是靠得太近就令人不舒服，但很容易发现并与之保持距离的明确的一类人，而且是一个集体，不过他们的“集体性”不明显或一般来说难以分辨；其集体性甚至可能会受到怀疑，并经常被其他种族成员掩盖或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外来者被迫会渗透进本国群体并与之相融合——如果预防性措施没有得以实施并被谨慎地执行。因此，外来者之所以威胁到自身群体的团结和自我认同，与其说是因为外来者所群体本身对一个地区实行的控制或者以熟悉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变得不确定了，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模糊了界线自身，并抹掉了熟悉（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不熟悉（错误）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中间的敌人”的情况——这种情况会激起一股热切的划分界线之潮，而这反过来又会产生对那些被发现或涉嫌有双重忠诚和骑墙罪行的人的深深敌意和憎恨。
在一个鼓吹具有史无前例的能力能通过在理性基础上重组人类事务以提高人类生存条件的社会里，种族主义却确信有某个人类种群无论经过多大的努力也无法融入理性秩序中去。在一个以不断突破科学、技术和文化应用上的限制著称的社会，种族主义却宣称某个种群的人存在着某些无法消除或矫正的缺陷——这使得他们可以超越于改革实践的界线，并且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在一个宣称有着强大的训导和文化改向能力的社会，种族主义却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任何争论或者教育手段都无法触及（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他们，并因而必定会保持他们永久的异质性。总而言之：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却宣布存在着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地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
与大规模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它不是公众所喜，而是公众的冷漠，这种冷漠“成为了无情地围在千千万万个脖子上的套索的一根加固绳”。种族主义首先是一项政策，其次才是一种思想。如同所有的政治行动一样，它需要组织机构、管理者和专家。就像所有的政策，种族主义的实施需要劳动分工，并将任务与即兴和自发的混乱效果相分离。这要求专家不被干扰并能够自由进行他们的任务。
这种冷漠本身而言并非是受冷漠的；考虑到最终解决的成功，这种冷漠就必然不会是遭到冷漠的。正是那些没有能够转变成暴徒的群众瘫痪了，即一种由权力显现所释放的魔力和恐惧所造成的瘫痪，使得问题解决的致命逻辑可以无拘无束地自行其事。用斯多克斯的话来说，“在那一政权起初还不够稳固时未能成功地抗议其残暴措施，致使无论这些措施的逻辑顶点多么有害和不正确，也不能被阻止而不出现。”即使大多数德国人不喜欢并仍然不为种族主义教化所动，异类恐惧症的广度和深度显然已经足够使得德国公众不会反对暴力。
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性。实际上，它是通过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生自发性的不信任，以及对一个更优越的当然也是人工的秩序的渴望来界定自身、来界定自然，来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除了全面的计划之外，花园的人工秩序还需要工具和原材料。此外，它还需要保护——以抵抗显然是缺乏秩序造成的持续不断的危险。秩序——它首先被视为一项设计——决定着什么是工具，什么是原料，什么是无用的，什么是无关的，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野草或者害虫。它依据与它自身的关系把世界上所有的元素进行了分类。这个关系是它赋予这些元素并且为它所许可的惟一的意义——如同本身被分化了的关系一样，这种意义也是解释园丁行为的惟一正当理由。从设计的观点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性的，行为的所有目标不是为了得到便利，就是为了去阻碍。
现代的种族灭绝总的来说就像现代文化一样，是园丁的工作。对把社会看做是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务中的一件。如果花园的设计有对杂草的界定，那么有花园的地方就必然有杂草。而且杂草必将被清除。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它与其他建造和维持完美花园的活动在类别上没有什么区别。所有将社会视为花园的看法都会使一部分社会栖居地被界定为人类的杂草。就像所有其他的杂草一样，他们必须被隔离、控制、阻止蔓延、转移并被保持在社会的界线之外；如果所有这些方法还不足够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被杀死。
大屠杀是现代的，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就是大屠杀。现代社会的驱力趋向于完好设计的、完全控制的世界，一旦它失去控制并如野马脱缰，就会产生像大屠杀这样的副产品。大多数时候，现代性是不被允许这样做的。它的勃勃野心与人类社会的多元性相冲突；这些野心之所以没有达成目的是因为缺乏绝对的力量和垄断的能动性，其绝对和垄断的程度还不能忽略、漠视或压倒一切自治性的、并因而是抵消和缓冲的力量。
戈尔顿命名了几种只有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屠杀的因素：纳粹分子式的激进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变成一个强大集权国家的实际政策；这个国家支配着一个庞大的、有效率的官僚机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一种不同寻常的战时环境，它允许这个国家所控制的政府和官僚体系越过一些在和平时期可能要面对重大障碍的事物；没有干涉，所有的人被动接受那些事情。这些因素中的两个（有人认为可缩减为一个：随着纳粹分子当权，战争实质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被看做是巧合的——尽管总是现代社会可能的属性，却并不必然就是它的属性。而生下的因素则是完全“正常的”。它们恒久地存在于每个现代社会中，并且，是那些与现代文明的前进与巩固确切相关的进程使这些因素成为可能并且无可避免。
西方文明用圣战来表达自己对统治权的争夺：人道主义反对野蛮、理智反对无知、客观性反对偏见、进步反对退化、真理反对迷信、科学反对巫术、理性反对感情。它将其上升的历史解释为人类主宰自然逐渐但又无情地取代自然主宰人类的历史。它将自己的成就说成是在人类行为的自由、创造的潜能和安全等方面所取得的首要的、决定性的进步。它将自由和安全与其自身的社会秩序类型视为一体：西方现代社会被定义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一个文明的社会又被理解成一个大多数的人类丑陋和病态，以及人类内在的残酷和暴力倾向都已经被消除或至少受到了压制的社会。公众对文明社会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也即一个温文尔雅的社会。
也许对文明的主要形象最突出的象征性体现就是人体的神圣性了：要注意避免侵入最私人性的空间，避免人体接触，遵从文化上规定的身体距离，以及只要我们看到或听到神圣的空间被侵犯就做出长期养成的厌恶和排斥。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提出人体神圣和自主的假设，这要归功于它自己所发展出的有效的自我控制机制，并且总的来说又在个体教育的过程中将这种机制进行了再生产。自我控制机制的再生产一旦生效，就可以解除随后的对身体进行外部干涉的需要。另一方面，身体隐私勾画出其行为的个人责任，因此给训练身体增添了强大的支持。（几年来，由于这种支持的狂热被消费者市场拼命地利用，因而产生了将训练的需要深入内心的趋势；个体自我控制的发展倾向于自身得到自我被控制，并以自己动手完成的方式得到实现。）反对身体间联系过密的文化上的禁令因此有效地保护了有可能会对社会秩序核心管理模式形成地址的那些发散的、间或性的影响。日常广泛的人际交往中的非暴力是强制集中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也是其常见的产物。
总而言之，现代文明总的非暴力特征是一个幻觉。更确切地说，这是其自我辩解和自我美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被它合法化的神话。说暴力因其不人道的、可耻的或不道德的特征而被文明消灭，这是不真实的。
所有的劳动分工（这也是纯粹的权力等级导致的分化之一种）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在权力的官僚体系链条的最后链环（直接的执行者）面对他们的任务之前，致使这种情况产生的大多数准备活动已经被那些没有亲身体验、有时对值得怀疑的任务也没有任何知识的人完成了。在一个前现代的工作单元里，等级体系的各个阶层共有一些职业技能，并且加工工序的实践知识实际上是朝向阶梯的顶端增长的（师傅与熟练工人或学徒懂得的都是同一种知识，只不过更多和更好）；不同的是，占有现代官僚体系上下梯级的人在他们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训练的种类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可能会把他们自己想像成处在其下属的位置；这甚至对保持办公室内“良好的人际关系会起作用”——但这不是正确地执行任务的条件，也不是官僚体系总体上发挥效用的条件。事实上，大多数官僚体系都不郑重考虑罗曼蒂克式的做法，即每个官员，尤其是那些占据高层的官员都要“从底层开始”，使他们在通往顶峰的路途中能够获取并记住整个山坡上的经历。大多数官僚体系尽管很注意不同重要性的管理工作所需技能的多样性，但在实践中却隔离了不同水平的等级招收新人的渠道。或许我们可以相信，每个战士在他们的背包里都装着一根元帅的指挥棒，而很少有元帅、上校或上尉在他们的公文包里会带着战士的刺刀。
这种实践和精神上与最终产品的距离，意味着官僚体系等级中的大多数公务员可能会在没有了解其指令的结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在很多种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让那些结果被看得见。通常，他们对这些后果只有抽象的、孤立的认识；这种认识在统计学上表述得最为清晰，统计学在衡量结果时不会下任何判断，当然也不会下道德判断。在他们的卷宗和头脑里，这种结果最多被概括地描述为曲线或圆周中的某一块；如果理想一点，它们会表现为一串数字。由于是通过图表或数字来表示的，他们命令的最终后果缺乏实质内容。图表计量工作的进度，而对操作的性质或对象却只字不提。这些图表使得性质迥异的任务可以张冠李戴，使任务只关系到可计量的成败。站在这种立场上看，任务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一旦劳动的等级分工变得有效，它所制造的所有这些距离就被急剧地扩大了。现在，连续的命令所带来的不仅是缺乏实际执行任务时直接的、亲身的体验，而且还有手边的任务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构的任务之间缺乏相似性（它们中的一个不是另一个的微缩版本和画像）。机构的任务将下令者与官僚体系所做的工作隔开，而下令者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
无论如何，德国的犹太人已变得彻彻底底地孤立。现在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邻里的世界。对关系到他们命运的一切而言，其余的德国人已经不存在了。犹太人的世界里只拥有纳粹权力这样惟一的一个他者。不管犹太人怎么样界定他们的处境，其处境只简约为一个因素：纳粹迫害者视为有用而采取的行动。因此，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犹太人不得不根据所预期的纳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不得不假定在行动与反应之间存在一条逻辑链，因此这样的行为也比其他行为更合理、更可取；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不得不按照官僚机构的头子提出的行为准则来行动：效率、更大的收获、更小的付出。自从纳粹对游戏的规则和赌注做了统一和无可争议的规定之后，他们就能把犹太人的理性当做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的一项资源来调动。他们能够将规则和赌注做出这样一种安排，使得每迈出理性的一步，就可以加深未来受害者的无助，使他们一寸一寸向最终的灭亡靠近。
以个人或群体特权的名义拒绝团结（尽管不是直接地，这也总是意味着同意并非所有的目标群体成员都值得继续活下去，同意应该按照准确评估“客观”品质的原则来给予差别对待）不仅在社区间的关系中表现突出。在每个社区内部，也期盼着、争夺着差别对待，而犹太委员通常被置于生存掮客的角色。全神贯注地想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使得要被害的人甚至不能稍稍看到正在迫近的命运的可怕特质。这就给纳粹一个机会，锐减其花费并以最小的麻烦实现了他们的目的。
阶级的区别，在面包和避难所的获得濒临危机时是残忍和令人发指的，而一开始争夺延期执行就具有了谋杀的性质。到那时，穷人因为过于柔弱无力而无法反抗或者无法以其他的任何形式保护他们的生命。“在犹太人区遭清洗的行动中，很多犹太人家庭不能斗争，不能申诉，不能逃跑，也不能搬到中心地点熬过劫难。他们在家里等着搜捕的军队的到来，冰凉而无助。”富人和不那么穷的人则力图攀比出价（多数情况下都归于徒劳），以期获得少数几张出行通行证，而纳粹通常刻意把这些通行证扔给惊慌失措的暴徒。很多有人意识到一个受害者的成功仅仅是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受害。命运被赐予了，也被接受了，因为魔术般的数字之盘宣告其持有者为无罪，被当下的“行动”免除了；人们狂乱地寻找和贿赂说话有分量的保护者。
《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如果被试者决定不再做下一次电击，而既然它（在每一次中）只是比上一次稍微强了一点，那他施行刚刚做出的最后一次电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要否认他即将采取的步骤的适当性，就要否认他刚才采取的步骤的适当性，这也否认了被试者自身的道德定位。被试者陷入了他对实验渐进的承诺的罗网之中。
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事实上，它们全部可归结为一点：忠诚意味着在纪律规范的限制下尽个人的义务。当它们凝聚并相互强化的时候，作为道德准则，它们的力量大到能够废止与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虑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与权威体系对自我再生产的倾注相左的伦理问题。它们划拨、驾驭以实现官僚体系的利益，并垄断了所有道德自我约束的通常的社会——心理手段。如米格拉姆所言，“下属感到耻辱还是光荣依赖于他有多么恰党的实施了权威所要求的行动……超我从评价行为的善与恶转到评估个人在权威体系中的功能行使得好还是坏。”
米格拉姆在自己的结论中认为，在一连串的罪恶行动中，如果个人只是中间的一环，并且远离最后的行动结果，那么在心理上就很容易忽略责任。可以说，对一连串罪恶行动中的中间一环而言，从开始和结果来看，他自己的行动似乎是技术性的。他的行动即刻产生的后果是另外一个技术任务的背景——操作一下电器或者处理一下桌上的纸。在他的行动与受害者的痛苦之间的因果联系被模糊了，可以相对若无其事地把它忽略掉。这样，“义务”与“纪律”就成为一纸空文了。
在一个复杂的进程中，责任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行动、一个单独的单元或者一栋建筑大厦。它是在权威体系中的一个成员与另一个成员之间，在行动者与其直接上司之间延展开的狭窄空间中发生的现象。由于结构简单，米格拉姆的实验不能追踪这种责任转移的更多后果。尤其是，由于他们有意关注微观，侧重于复杂组织的基本细胞，因此不能处理“组织的”问题，比如，一旦责任转移不断地发生在官僚组织的各个等级层次中，那么官僚组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猜想，这样一种连续不断、处处存在的责任转移所造成的全部后果就将是造就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也即造就了一种情境，在此情境当中，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并且在被询问时都会说他是受别人操纵，而被别人指认为是责任承担者的人又会把责任再推诿给他人。可以说组织在整体上是一个湮没责任的工具。协调行动之间的因果链条被掩饰起来，而被掩饰的事实恰好就是这些行动产生效力最有力的因素。责任在本质上可以被“取缔”的事实使得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变得更加容易了，而这些行为的参与者都相信责任在于一些“适当的权威”身上。这意味着逃避责任不只是在行为被指控为不道德的时候，或者更糟一些，被指控为违法的时候，图着方便的借口而采用的事后策略；这自由漂浮的、飘流无定的责任恰是不道德或者违法行为发生所需的条件，并伴随着那些通常无力打破传统道德的统治的人顺从地乃至自愿地加入。在实践中，自由漂流的责任意味着那样的道德权威尚未被公开挑战或者否定，就已经不起作用了。
如米格拉姆所说，只有当你得到了……一个权威……它自由地行动，除了受害者的抗议之外不用抵抗任何压力，这样你才会对权威有最纯粹的回应。当然在真实生活当中，你被混合在很多相互抵偿的对抗性压力当中。米格拉姆肯定想用“真实生活”来指代处于民主社会当中且外在于总体制度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生活。从米格拉姆整套实验中得出的一个最突出结论就是，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
除非多元主义已经在全球社会的范围内被消灭，否则带有犯罪意图、需要确保其成员在实施明显不道德的行动时具有持之不懈地服从意识的组织，就得去建造密不透风的人为障碍，将其成员与各色标准、观点所带来的“软化”影响隔绝开来。而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明白无误的是，让齐姆巴多及其同事大吃一惊的对残酷的纵容并非源自参与者的邪恶，而是源自邪恶的社会安排。假使实验中的被试者被分配在相反的角色上，整个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真正重要的是一种两极性的存在，而不是谁被分到了它的各个部分当中。真正重要的是一些人被赋予了施加给其他人的完全、惟一和没有限制的权力。如果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沉睡者，可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他就将永远沉睡下去。那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听到沉睡者的存在。
大多数的社会学论述没有涉及到道德问题。其中的原委是，社会学话语总的来说都是服从于科学的模式的，这种模式在它早期就设计出一种新的语言而从宗教与巫术的思维中获得解放。这种语言不再需要使用譬如意图或者意志等概念就能够进行全面的论述。科学实际就是一种禁止使用目的论词汇的语言游戏。不用目的论术语对一个句子之属于科学的叙述来说，虽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也确实一个必要条件。
涂尔干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也许是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教化力量的观念。“人之所以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是因为他生活在社会里。”“除了社会，别处遇不到道德的任何形式。”“个人屈从社会，这是他获得解放的条件。因为人的自由在于从盲目的、没有思想的物质力量中解脱出来；在他赖以藏身的社会的保护下，他以此社会巨大的智识力量对那些物质力量进行对抗，他获得了解放。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羽翼之下，也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于它。但是这种依靠是一种解放的依靠，其中没有矛盾。”涂尔干此类及相似的令人难忘的片段仍在社会学的实践中回响。所有的道德来源于社会；社会之外没有道德生活；最好把社会理解成一个生产道德的工厂；社会鼓励道德上有约束的行为，排斥、抑制或者阻止不道德行为。与社会的道德约束相对的不是人的自主，而是被动物般的激情控制。因为在前社会当中人的野蛮驱力就是自私、残忍和危险的，所以要维持社会生活就不得不驯服和压制它们。一旦去掉了社会强制，人类就将回复到社会力量已于其中摇摇晃晃地把人类举出来了的野蛮中去。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那些被告因“合法的”犯罪而遭到的审判当中，我们已做出的要求是当人们用来引导他们的一切是他们自己的判断，而该判断又恰巧完全同那些他们必须当做是周围人之一致观念的想法相抵牾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辨别是非。并且当我们知道了少数“自大”得仅仅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的人无论如何不当同于那些坚守旧有价值或者受宗教信仰引导的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严肃了。自打整个有名望的阶层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屈从于希特勒后，指引着良心，决定社会行为和宗教戒律的道德格言——“你不可杀戮”——已经从事实上化为乌有了。那些极少数仍然能够辨别是非的人就真的仅仅依凭他们自己的判断行事了，而且他们是如此的自如；没有应该遵守的规则，虽然他们所遇到的特殊事件都是可以被划归这些规则之下的。他们不得不在每件事出现时做出抉择，因为没有先例的事是不存在规则的。
因为责任成了人类主体的存在模式，所以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它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像利益、收益计算、理性地研究可选择的解决方式或者向强制屈服等）。因为道德内容是对他人的一种职责（区别于义务），是一种优先于所有利益要求的职责——道德的根基跟统治结构或者文化结构一样，就顺利地延伸到社会的架构之下。当道德的结构（等同于主体间性）已完备时，社会的进程就起步了。道德不是社会的产物。道德是受社会操纵的东西——被它利用、更改、挤压。
因此反过来说，不道德行为，抛弃或者放弃对他人责任的行为，就并非是社会的功能出现故障的结果。因此，是不道德行为而非道德行为要求对主体间性的社会管制进行研究。
汉斯·莫姆森，《第三帝国的挑战》：当西方文明已繁育出超乎想像的大规模破坏的工具时，由现代技术与理性化的技能提供的训练已经制造出一种纯粹的技术统治与官僚统治的心智，大屠杀的那些刽子手群体即为明证，无论是他们自己直接实施的杀害，还是在国家安全总局的办公桌上、在外交部的办公室里，或者作为第三帝国在被占领区或卫星国的全权代表策划实施驱逐与清除。到了这种底部，大屠杀的历史仿佛是现代国家行将就木的预言。
所有对反犹暴力的公开展现的消极反应，对应的是对反犹立法的成群结队的热情拥护，而这中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之处。那些法案重新定义了犹太人，要将犹太人从日耳曼民族中清除，给犹太人在法律上设置了一重又一重的限制和禁令。
从任何其他意义上讲，不管个人的面对面的关系可能会偶尔变得多么酸楚与痛苦，大屠杀也不会是由此产生的敌意的延续。这样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仇恨的延伸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更多的情形中，它拒绝被推到超出由对他人的基本责任所划定的界线之外，这些责任必定就内在于人的接近、“与他人相处”之中。大屠杀得以完成的条件也许仅仅是使基本的道德驱力的影响弱化、使屠杀机器与这种驱力产生并起作用的领域相隔离、使这种驱力边际化或者对于任务而言彻底无关。
这种弱化、隔离与边际化是纳粹统治动用了现代工业、运输、科学、官僚机制以及技术等强悍的工具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这一切，大屠杀将变得无从想像；没有这一切，那种没有犹太人的欧洲、彻底灭绝犹太种族的夸张的想法，将在众多大大小小的由精神病患者、虐待狂、狂热分子或者其他痴迷于无缘无故的暴力的瘾君子们所制造的屠杀里渐渐褪去；不管有多么残暴与血腥，这些行为都很难与这一目的相匹配。而以一项理性的、官僚——技术的任务，以及需由一群特殊的专家与专业化组织操作的针对一群特殊类型的对象的事务——也就是说，以一项不依赖于感情和个人效忠的非人化的任务——来当作“解决犹太问题”的设计，最后证明投合于希特勒的想法。然而就是到了官僚行动将来的对象——犹太人——已经被从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抹去，从人际交往的圈子中隔绝，在实践中被转化为一种范畴、一种典型——成为形而上学的犹太人的抽象概念——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直到他们已经不再成为正常情况下道德责任延伸可至的那些“他者”，并失去了这种自然的道德提供的保护的时候，解决的方式仍然可能不如此设计，也当然可以不被执行。
克尔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
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犹太人越是被强制地赶出社会生活，看上去越是与宣传（这种宣传颇为悖谬地强化了它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中的原型相吻合，在德国自身内部真正的犹太人就越少。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的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的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希尔博格，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头号权威，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
在现代社会中消灭过程的全部形式将按此表所示那样建构：
定义 | 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 | 集中 | 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 | 灭绝 | 抹杀个人的影响
消灭过程的各步顺序就是这样决定的。如果试图把最大的伤害施加在一群人身上，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官僚体制——不管它的机构怎么没有中心或者它的行动多么没有计划——来推着它的受害者们经过这些阶段。
希尔博格指出，这些阶段的决定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构成了一种理性的序列，一种符合现代标准的序列。这种标准鼓励我们寻求用最短的路径与最高效的方法来实现目标。如果我们现在力图揭示集体消灭的理性解决方式所包含的指导性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前后相续的各个阶段是按照从道德职责的范围（或者用费恩提出的概念，从义务的领域）驱逐出来的逻辑来安排的。
定义就是把受害的群体作为一个不同的类别区分开来（所有的定义都等于是把总体分成两部分——做上记号的与没有做上记号的），因此施加在这个群体之上的一切都不会落在所有其他人的头上。恰恰是这个被定义的行为，使得这个群体已经被当作了特殊对待的目标；对“普通”人适合的所有方式对这个群体而言必然就不再适合。另外，群体的个体成员现在成了一个类型的范例；这种类型的某些性质会渗进他们个别化的形象当中，而危及到原本单纯的接近，使其作为自我维系的道德领域的自主性受到限制。
开除与没收则撕毁了绝大多数常规的契约，以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取代过去的接近。这下受害群体被有效地从视野当中抹去；他们最多是被别人听说的一类，因此别人听说的有关他们的一切都没有可能转变为有关个体命运的知识，也就没有可能与亲身经历对照检验。
集中所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受害群体不再与其他人相遇，他们的生命历程不再交汇，沟通也慢慢减少并突然停止，现在发生在一个被区隔的群体中的一切都不为其他人所关心，进而在人际交往当中把那一切转化为谈资也就没多少意义了。
剥削与饥饿上演的一幕是更进一步而且真正惊心动魄的场面：它们将野性乔装打扮成人性。大量的事实说明，地方的纳粹头目请示过他们的上司，要把在他们权限之下（就是在集体屠杀开始的信号给出之前）的一些犹太人处死，使他们免受饥饿的痛苦；由于对大量早就被掠攫了财产与收入并被圈进犹太社区的人来说，食物的供给不能维持他们的需要，因此杀戮似乎是仁慈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人性的昭示。“法西斯的政策险毒地在循环，‘故意创造出无法忍受的紧急局势和状况，然后用它们来使甚为极端的步骤变得合理’。”
这样，最后的行动——灭绝——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突兀的变故。就是说，先前采取的多个步骤合乎逻辑（即使我们记得，一开始并没有被料及）的结果就是灭绝。虽然已经铸就的事态并没有使其后的每一步变得不可避免，但是在毁灭之路上，每一步行动都使得下一步的选择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的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地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它也越少地必须考虑到道德自抑问题。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在各个阶段之间的过度当中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都加大了被指定的受害者与其他人之间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与刽子手是这样，与种族灭绝的目击者也是这样。站在终点看，它们的内在理性，以及它们在完成消灭任务时所具有的效力都在于上面所提及的这种性质。很显然，道德自抑并不是远不可及地存在着。它们不可分离地跟人与人的接近连在一起。相反，随着社会距离寸寸增加，干不道德的事变得更加容易。如果莫姆森把“内在于当今工业社会中那种变得习惯于对与自身经验范围无直接关联的行动持道德冷漠态度的过程中的危险”，作为大屠杀经验的“人类学层面”单列出来是正确的话——那么他所警示的危险就必须在今天的工业社会将人际距离拓展到道德责任与道德自抑之声变得无法听见之处的那种能力中去寻踪觅迹。
现代文明中，用行动的理性标准取代其他的一切标准，以及对“非理性”标准给予现代定义（在后者中道德评价占有突出地位），这一切所带来的名声不佳的成功，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是以“遥控”的进步为先决条件的，而遥控也就是延伸人们行动能够发挥效用的距离。正是那种远得几乎都无法看见的行动的标靶免于道德的评价；而且正因为这样，会对标靶产生影响的行为的选择也不受道德动力所强加的约束。
专家的实质就是假定如果要把事情做好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分配不均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那些人就应该管理这些事情，那些正在管理的人就要肩负起事情如何进行下去的责任。实际上，这种责任被认为不是赋予了专家们，而是赋予了他们所代表的技术。专家制度以及相应的对待社会行为的立场几近于圣西门著名的“管理事物，而不是管理人”的观念（这得到了马克思的热烈赞同）；行动者只是作为知识的代理，作为“知道如何”的载体，他们的个人责任完全在于准确地表述他们的知识，这样在做事的时候就可以根据“技术状况”，根据现有的知识可以提供的最好的一切来进行。对那些不拥有知识的人来说，对行为负责意味着听从专家的意见。在此过程当中，个人的责任于是就消融在技术知识的抽象权威之中。
看《大屠杀》后几小时几小时不能终止的痛苦，可怕的、让人蒙羞的真相被一丝不挂地剥露出来并公之于众：屠杀上百万的人竟只需要寥寥无几的一些持枪分子。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为数不多的持枪者会如此的害怕；他们清楚地了解他们对人类牧群的操控其实脆弱之至。他们的权力植根于那些注定了厄运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被诱导着相信是如此这般的那个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他们，这些拿着枪的人们，为他们的受害者界定和描述的世界。在此世界里面，服从就是理性；理性就是服从。理性是合算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是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别的、更长的时间。朝向死亡之路上的每一步都经过了细心的打磨，以便能够用所得与所失、奖励与惩罚来计算。在运这些牧群的车中，新鲜空气和音乐补偿了长长的、不可缓解的窒息。配置有衣帽间和理发师、毛巾和香皂的浴室，可以让人痛快地从虱子、污垢和人的汗臭和粪臭当中解脱出来。只要让他们相信这是间浴室，理性的人们就会安静地、谦和地、高兴地走进毒气室。
特别指挥部的成员都知道，如果告诉浴者浴室是毒气室，可以立即被处以死罪。如果受害者只是在恐惧或者自杀式的顺从的引导之下走向他们的死亡，那么这项罪似乎也不算令人憎恶，这种惩罚似乎也不算严厉。但是要把秩序仅仅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党卫军的人只需谨慎地培育受害者的理性即可。
总的来说，所有的统治者都能依靠理性为他们服务。但纳粹的统治者又扭曲了游戏的赌注，使得幸存下来的理性会让所有其他人类行动的动机都变成非理性的。在纳粹营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敌人。逻辑则要求站在犯罪一边。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要求对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这种理性让受害者相互敌对，湮灭了他们共同的人性。这也使他们成为所有其他人的威胁和敌人，还没有被打上死亡的标志，暂时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理性高尚的信念轻巧飘逸地将受害者和旁观者从不道德的折磨和罪恶感当中解脱出来。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盘算，这种理性就将人道从人的生活当中剥夺了。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或者，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卤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卤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跟随者，也不需要大声叫好的听众，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轮到我——激励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确实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
大屠杀还是另外一个教训，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如果说第一个教训包含的是一个警告，第二个教训则呈现出了希望；也正是后者使得前者有不断被提及的价值。
第二个教训告诉我们，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有人被迫这样干，也有人不屈于压力，因此不能把这样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身上。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个选择。有人问，为了使邪恶被囚禁，应该有多少人反抗那种逻辑？有没有一道神奇的反抗之门槛，能让邪恶的技术在跨越时戛然而止？